也谈“纯厚明切”——元稹文风的突出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近日，我在《秘书工作》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隋唐公文文风变革的历史经验及其借鉴价值》（见《秘书工作》2021年第8期），其中谈到元稹、白居易“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新唐书·元稹传》）。

看到“纯厚明切”四个字，我非常有感——不仅觉得新鲜、朗朗上口，还觉得与而今的公文写作要求尤其是文风要求也非常契合，可以说是鉴古通今、历久弥新。

为了解元稹及其文风，我做了一些功课。元稹是中唐杰出的文学家，与白居易同科及第，结为终生诗友，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世称“元白”。除诗歌以外，元稹还擅长文章写作，在制诰文、表奏文方面成就尤为显著，专门自编有《制诰集》《表奏集》两部集子。

在我国古代，制诰和表奏都属于朝廷公文，两者刚好相对，前者为上（皇帝、中央政府）对下（臣子、地方）所发公文，后者则是下对上所报公文。

白居易在《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一文中说，元稹制诰“能芟繁词，划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綍，垂之而为典训”。这就是说，元稹制诰有3个突出特点：一是善于删除繁冗之词，划掉有毛病的句子——这与“纯”是对应的；二是与古同风，得古圣先王为文之精髓——这与“厚”也对得上；三是对上可引为皇帝的诏令，对下可作为准则性的训示——这可以看作是“切”的具体体现。

按照我的理解，纯，是“纯粹”“纯洁”之意，可以引申为“单一”“集中”“聚焦”。在公文乃至机关文稿写作中，主要体现为四点：

一是用心要纯。文品如人品，文心见人心。我们写公文，写的是公事，必须凡事出以公心，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公文拟制的全过程、各方面，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不能掺杂任何私心杂念。拟制文稿过程中，不能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省事怎么来，而应是怎么有利于推行政务、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造福就怎么来。

二是写事要纯。公文以写事为核心。我们经常说，公文特别是请示文应“一文一事”，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就是其它公文文种，写事也应聚焦，这样更能抓住重点、关键、要害，看到事物的本质，反映出规律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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