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统一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概括中华文明的起源时，归纳出三种形式，分别是裂变、撞击与融合，他用“满天星斗”来形象地总结中华文明的多元统一，结论便是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了历史。的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都能证明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交流与融合，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就法律的起源而言，考古发现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习惯与制度，且这些习惯与制度，会随着人群的迁徙，发生碰撞与交融，乃至成就统一的文化。《尚书》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这是说在上古之时，作为华夏族之外的苗人，就已经创造了墨、劓、刖、宫、大辟这五种刑罚，这应该是传世文献中关于传统法律文化最早的记载。其后华夏部族征服了三苗，却不废其刑，反而将之运用于所辖各地，这便是盛行于先秦时期的“五刑”。 

其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帝制法制得以确立的时期。其间，中原王朝自然会制定法典和各项制度，用来治国理政，出现了诸如《秦律》《九章律》等著名法典。与此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同样注意用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如一向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匈奴各部，就曾经设范立制，史载：“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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