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语同音”的历史演变

文字是记录信息和语言的工具。从目前已出土的甲骨文来看，我国早在商代或许就已形成社会通行的甲骨文字。春秋战国的地域分裂导致文字一度歧乱，各国文字形态各异，异体字频现，造成政治文化交流障碍。秦统一六国后，定小篆为国家标准字体，结束战国文字异形纷乱局面，实现“书同文”。统一的文字为疆域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融合提供了稳固的传播载体，也为历代大一统王朝政治思想统治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书写基础，汉民族文化自觉认同即以此为基础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文字像一根磁线，将四面八方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无论历史怎样分合，只要不同区域的民众共同使用汉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向心力和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便始终不会游移。魏晋六朝政权更迭频繁，五代十国亦不乏动荡混乱，最终皆能走向一统的政治，“书同文”不无积极影响。“书同文”不仅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推动中华文化向域外传播。统一的汉字不仅在中国本土深入发展，而且陆续传入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区域，形成“汉字文化圈”。 

“语同音”经历数千年历史实践，从先秦的雅言到汉代的通语，从唐音到明清官话，统一的政权都在努力实现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畅通与交流，只有语言文字真正统一，才会形成民族、国家和文化的价值认同。 

《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谕言语”，即为统一方音异语，“谕书名，听声音”，即为正文字之歧读，统一书面文字的读音，也即正音。由此，周代官方已重视“语同音”问题。孔子所说的雅言就是西周通行的国家标准语官话，相当于今日普通话。周代雅言在各地的推广和定型为诸子百家的论争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交际前提。秦实行“书同文”，然未能实现“语同音”。西汉政府推行语言文字的国家标准，致力形成通语局面，如汉宣帝曾征召能正确诵读《仓颉篇》的人，其目的正是解决《仓颉篇》语音歧读和失读问题，规范长期以来语言文字的失范问题。汉平帝时期曾令扬雄增补校定《仓颉篇》文字、正定语音，使《仓颉篇》更趋规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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