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汉承秦制，既继承秦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文景之时，国强民富，史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一幅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依靠黄老思想治理国家已不能解决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有鉴于此，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融合阴阳、黄老、法家等诸家思想，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其思想主要集中于《春秋繁露》一书中，对两汉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的系统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天”是万物化生的本源，也是宇宙（包括人类）意义的终极依据。“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的神圣性，使人道效法天道，天道与人道贯通成为自远古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董仲舒亦不例外。以尊天为核心，董仲舒建构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法天而治”的思想体系。

天人相类。董仲舒认为，人是由“天”创生的，《为人者天》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的形体、哀乐喜怒皆与天相副。“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最终，他得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结论，即按类别区分，“天”与人是同类的。

天人感应。这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在答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与《春秋繁露》诸多篇章中，董仲舒以自然界中同类感应的现象，通过类推方法，指出天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感应——上天能干预人事，人事也能影响上天。这种思想具有浓烈的迷信色彩，但是，其在限制统治者无限的权力、保证古代华夏国家的长治久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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