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和化解乡村振兴中的政策“溢出”风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前，乡村振兴已经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相对于脱贫攻坚的限时作战，乡村振兴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根据目标和形势变化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政策措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并非相互割裂的发展任务，而是推动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所采取的相关政策既要注重连续性，也要注重差异性，更要注重适应性，及时防范和化解相关政策“溢出”风险。 

乡村振兴政策“溢出”风险类型 

为了帮助摆脱贫困的地区顺利转向乡村振兴，相关地区“摘帽不摘政策”，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但相关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意想不到的“溢出”风险，亟须引起重视。 

脱贫扶持转接政策“溢出”风险。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不同的完成时限和考核标准，前者有具体量化指标，后者则没有，这就可能导致相关脱贫扶持政策在转接过程中出现脱节、打折乃至形式化风险，造成乡村振兴政策接续不畅。过去针对贫困人口的特定扶持政策由于过时或者过宽，在相关政策转向全体村民时，可能造成政策实施成本过高，导致新的发展不平衡。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时间期限相对较长，如果没有严格的实施方案和目标考核要求，相关政策将面临约束力不足的风险。 

公共服务配套政策“溢出”风险。实施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实现城乡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和促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乡村学校的配套政策，正面临城镇化和低生育率带来的农村学龄前儿童和农村学生数量逐渐减少的挑战，农村学前教育机构“招生难”和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农村迫切性降低同时并存。二是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诊疗技术和救治水平有限导致就诊人数少问题，使得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一系列政策面临医疗服务配套“账面效益”大于实际效益的风险。三是城乡公交实际乘坐人数有限，成本上升和客源减少的双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交通服务配套资源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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