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读懂中国开启一扇窗

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诸多海外汉学家如同一条条纽带，连通中外文化，并将古今中外交织成网，缀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之花，尤其在让世界各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真正读懂中国方面有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译典籍，让世界认识中国。典籍记录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其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译介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题中之义。典籍外译最早溯至16世纪，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中学西传”的核心议题，其内容涉及文化类和科技类，其文本包括汉语典籍及少数民族文献。当对外译书目进行统计时会发现，汉学家一直是中国典籍外译的主力，从最早的来华西人如利玛窦、罗明坚等到近现代专业汉学家儒莲、卫礼贤等，他们或节译或全译，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译成多种西方语言，西译的典籍为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提供养料，并为西人认识中国奠定文本基础。 

相较于中国译者，海外汉学家的译介行为属于典籍翻译中的“译入”，凭借着对目的国语言、文化及读者特征的了解，他们的文本选择、译介策略及出版形式较少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较大程度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效率和影响范围。汉学家的“译入”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译出”，好比中国典籍译介的一对翅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需要在坚持文化自觉和本土立场的前提下，将本土的“译出”与汉学家的“译入”密切结合，并在语种、选材、出版、传播等方面相互配合，才可实现中国典籍外译的“一体两翼”协同发展。 

授汉语，向世界讲述中国。王国维曾提到“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汉语书写中国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对于汉学家来说，汉语更是讲述中国的重要工具。为了学习和教授汉语，他们或编纂词典或研究语法或撰写教材。他们不仅通过理论和实践在形、音、义等方面发现汉语的新特质，还是中国方言、谚语、俗语的记录者和使用者，他们“由古至今，从文到语”的汉语观拓宽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汉语本体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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